2017年度定州好人名单（共10人）

[43]见前注[31]，汉斯·J.沃尔夫等书，第476页。

第三，根据执法启动方式不同，将执法程序区分为依申请执法程序和依职权执法程序。(2)规定对公民、企业举报、投诉的处理机制。

裁量权不规范行使造成执法不公，裁量权不规范行使既有执法人员认识不同原因，也有滥用裁量权谋取利益的问题。通过立法促使行政人员积极作为，保障法律得到有效实施。(二)立法内容选择 1.以外部执法程序为主、适当规定执法内部程序。行政执法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未公开的文件，不能作为执法依据。2.从行政领域法律体系建设来看，20年来，随着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立法，为综合性法典的出台奠定很好的制度基础。

(4)规定作出执法决定的一般期限，要求执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及时作出决定。[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地方执法信息化发展很快，如长沙市采用模拟应用场景的导航方式，将婚姻、出入证、户籍、交通、医保、工商等服务事项进行了场景式设计。本文接下来就将详细论述如何更好地融合理论与实践，推动中国宪政模式的进展。

需要注意 的是，正当程序指的是由执政党承认的、已经写 入宪法的原则，而不是那些由国家行政机关执 行的正当程序原则。双规也引出了对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宪政本质这样的重 大问题的讨论。这种矛盾 的核心可能在于党章和宪法语言的模糊性，尤其是宪法声称既管辖行政性秩序，又管辖政治秩序。因此，西方人很难理解腐败中的不同因素由 不同的机构来处理的安排：纪检部门处理违反党纪、损害政治秩序的行为，国家机关处理以公权力寻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与此相关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在于，以监察部与中纪委的 职能分离来确保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政治、行政 分权理论的推行。但是双规的实际运作表明中国共产党内部纪 律机制并不仅是一个宪法之外的法外手段。

第二，进一步规范程序，正当程序及其辅助性措施也可以从多个方面使得双规与中国共产党 的路线政策更好地协调一致。结果，双规体现出其概念明晰性与操作 中不完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对于其 他党员的立案决定可以由同级党决定。双规：从宪政合法性到实践问题           将双规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对其成员的正当性 表达会导致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双规是否得到了 科学发展和执行，是否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相一致？在宪政合法性之外，这个问题成为了在当下 中国研究双规最需要关心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共 产党最高层的关注。

在美国，人民主权的全部由政府享有，进而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进行划分。要走出语言模糊性这个怪圈，就必须抛 开外国的意识形态偏见，采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路来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宪政秩序。双规制度的科学发展 对双规程序的描述表明，双规制度汲取正当 性的宪政模式理论与落入理论的限制和期待之外的实际运行之间存在着张力。美国 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研究负责人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就是腐败， 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强烈地认为腐败官员都 应当被判处死刑，老百姓的这种感觉是如此 强烈以至于取消腐败死刑会产生潜在的政治风 险。

尽管没有双规调查手段的数据，但是有关被调查者自杀或者受伤的传闻时有发生。但萨皮奥（Flora Sapio)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本身就将双规 置于法律之外，并通过诉诸特殊性来构建其合法 性。

胡锦涛指出，中国 共产党（要）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 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恰恰相反，这一分权的目的在于确立权能分离的中 国宪政体制。

最重要的是，这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 的政治路线。如果实现了这种设想，双规就可以被看做 是一套专门针对党员干部、与行政程序并行的政 治程序。这一建议可能涉及双规制度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监管体制的不配套、不协调已 经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无论是国家机关遵守宪法法律还是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政原则，人民的意志都要通过人 民民主专政制度以宪法和宪政原则的形式表达出 来。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将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任期与同级党委相同，实际上，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同时担任同级党 委常委。

因此 双规不能简单被认为是一'种异常，对双规的恰当理 解是将之当作一种宪政元素，而非一个错误。但由于党员同时也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公职，所以党纪就与政府运行有 着重要联系。

所以说，邓小平的理论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二分基础上的，是行使政府最高权力的国务院与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委 员会之间的分权。除了司法机关的协助，纪委的调查人员还有权搜查和扣留任何相关物品。

2013年9月， 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共同运作的反腐网站正 式开通，有效地整合了两家机构的运行。这种进 路秉承一致性思路，萌发于中国政治秩序的现存结构的民主理想之中，它包含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对宪法序言的解释，这一部分也是历次修宪中 变动最大的部分。

但是从本质上而言，双规提出了一个关于宪政秩序的问题：双规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其执行的技术和权力无法从界定国 家权力手段（的文本）中找到出处，而只能从界定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文件中发现。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双规的合宪性问题持截然 相反的观点，尤其是在《宪法》第33条和第37条的关系问题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志刚直接回应王金贵的文章。最好将党与宪法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联系 而非上下等级。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双规应当最终被司法措施代替，从党纪转为国法。

在这些质疑声中，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 双规是游离于中国宪政体系之外并违反法治理念的。这一点从邓小平关于宪法的修订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发展中可以看出。

首先，这些学者认为，双规是在严峻的历史 条件和制度现实下的合理反应。双开作为一种惩罚手段，不同于双规立 案前的调查程序，人们经常将这两个概念弄混了。

我们的论述可以从邓小平于1980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第三节将以双规为切 入来讨论中国宪政理论。

合 法性话语被维持了，分析的认识论基础一构建 分析框架的知识基础也清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才可能理解双规制度。中国宪政体系有两个核心前提： 第一，宪法没有为政党行为规则提供法律基 础，因为政党行为并不是宪法之下的国家权力的 运作，内部纪律程序属于这里所说的政党行为。有关政府组建的正当性、政府所享有的权力、政府行使职权的方式等都应该 根据这些原则来评判。缺乏透明度，双规将很容易陷入权力滥用之中。

第二类则呼吁改革双规制度。调查的地点通常是酒店或者度假村，被调查者在双规期间由调查者 全程陪护，并且时常被监视，即便在卫生间内。

这一观点与那些通过必要性为双规提 供正当性辩解的中国学者不谋而合。由此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才更 为清晰。

在这些讨论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双规的合宪性问题，即中国当前所 走的宪政道路是否与正在形成的世界普遍认可的宪政合法性理念（global notions of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相符合？第二，双规的实施如何与宪 政秩序相兼容？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的规范性原则是如何限制和规范重要政治机构的行为的。那么双规在宪 法机构及其约束之外就意味着双规是违宪或者非 法的吗？或者我们应该说宪法本身并没有容纳中 国宪政制度的全部内容？本节将分析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先对西方进路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然后 分析更为细致的中国学者的讨论。